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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儒家经学的治政智慧——曲阜师范大学 马士远

    时间:2016-01-19 23:06:57  来源:齐鲁网    


    在6月3日的“孔孟之乡•优秀传统文化大讲堂”专题讲座中,中国古代文学博士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后,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,国学院副院长马士远作了题为“儒家经学的治政智慧”专场报告。马士远教授用深入简出的语言,阐释了我们该如何认识、评价经学?如何看待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地位?经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,以及在当代社会应该具备的价值等,一系列关于经学的问题。 


        经学是
    儒学的核心,儒学国学的核心 

        马士远首先说道:
    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。最近十多年来,我们对经学开始越来越重视,有关经学研究的著作也逐渐多起来了。但是,要想研究经学,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经学和其他几种学说的概念和区别。“经”字的本意是织布时用梭穿织的竖纱,编织物的纵线,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,进而指书籍。经学原本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,是一种解释其字面意义、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,引申出来之后便是亘古不变的典籍叫做经。比如说佛家有佛经,道家有道德经,儒家有儒经,西方的宗教也有西方的经典。围绕“经”而研究的学问称之为“经学”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经学,是儒家经典的范畴。 
        经学早于
    孔子,早于孔学,从时间跨度上来说,它仅次于国学,所以说经学的时间跨度很长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说的主体,在《四库全书》中,仅经学的书籍就收录了1773部、20427卷。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,保存了中国文化大量的珍贵史料,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如果说我们只研究儒学而不研究经学,那就相当于只研究皮毛,研究不到精华的地方。 
    孔学不等同于经学,更不等同于
    儒学,孔学是研究孔子学说及其影响的一门学问。孔学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,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孔子整理了六经,所以孔子对经学有着巨大的贡献。 
    理学又称之为心性
    儒学,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吸收佛家、道家等思想后的产物。儒学又称为儒家学说,有四个发展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学,是诸子百家之一,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,先秦儒学包括孔学、孟学、荀学等等。第二阶段是汉唐经学。儒学发展到两汉时期,特别汉武帝时期,采用董仲舒建议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儒家经学开始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,成为左右国家前行的一种核心的政治伦理。汉唐经学实际上是经学发展的顶峰时期,经学对汉唐以来的中国社会影响非常大。第三个阶段是宋明理学。第四个阶段是新儒学,民国至今产生的经学一个新的阶段称之为新儒学。新儒学现在只是刚刚起步,儒学何去何从,现在只是在探索阶段。面对西方各种思想的传入国内,马克思主义上升到国家的意识形态,在这种情况下,经学如何发展,又如何给自己定位,这是新儒学所面临的问题。 
        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,国学跨越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,它包括儒学、文学、医学、戏剧、书画、学术、星象等等,都可以称之为国学国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,事实上是中国固有的学问,包括今天国学也在不断的发展,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国学。这些就是我们要了解经学之前,先要理解和搞清楚经学的概念和其他几种学说的区别。 

        经学的身份特质是中华文化之根 

        二十世纪的大儒马一浮曾说过:“现在要讲
    国学,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。该摄诸学,唯六艺足以当之。六艺者,即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也。此是孔子之教,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,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。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,诸学不能该摄六艺。今楷定国学者,即六艺之学,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,广大精微,无所不备”。马先生认为,国学即是六艺之学,六艺又称六经,就是孔子删定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门学问。 
        马先生认为,
    国学即六艺之学,为我国最古老之学术文化之源头。每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都有其学术文化之源头,如长江必有发源地,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扩大,如长江到四川则有嘉陵江汇入,流入湖北则有汉江之流入,流入上海则有黄浦江汇入,终归入大海。 
        六经是中华文化的根,其他一切学问都源于六经。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可分为四大类,分别是经、史、子、集。如果把中华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,六经就是树根,所有的一切营养都来源于此;史就是树干,中国文化的史学著作就是大树的树干,它形成了一种体系;子是收录诸子百家著作,包括
    儒家类、兵家类、法家类、农家类、医家类,子就像大树中的果实一般,有着丰富的营养,是人们的精神食粮;集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,就像是大树中的花和叶,可以提高审美能力。这就是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关系。我们可以从这棵大树上看出经的地位,实际上史、子、集特色都是由经来决定的,所以我们要详细讲一下六经的特质。《易》是一部渊源邃古、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,源于河图洛书,夏代称《连山》,商代称《归藏》,到周代才叫《周易》,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哲理思维。《书》又称《尚书》,是周王室外史所藏的政治文件,分虞、夏、商、周四部分,现存58篇,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治政思维。《诗》即《诗经》,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的诗歌305篇。又因为其中的作品都可以用乐器伴奏演唱,又被称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乐歌总集,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文艺美学思维。《乐》是隶属周王室司乐的音乐作品,有人说《诗》和《乐》实际上是一体的。《乐》集夏、商两代音乐精华之大成,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,周王室历代乐官修订。虽然《乐》早已失传,但体现了华夏民族的音乐美学思维。《礼》先秦指《周礼》,是周王室的宗伯管理的典章制度,汉代是指《仪礼》,宋朝以后是指《礼记》,体现了华夏民族的伦理思维。《春秋》是先秦人们对史书的通称,除周王室外,各国也都设有史官。秦焚书后,各国国史皆亡。西汉时,学者们借口耳相传,整理成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,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史学思维。实际上,中华民族是一个史学特别发达的民族,我们的史学思维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。 

         儒家经教传统是中华文化之魂 


    六经是中华文化的根,这种根所含有的营养在哺育着中华文化的成长。实际上,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后特指研究儒家经典,作为基本教材来传授弟子,教育一代又一代华夏民族。 

    中国古代的经学,是非常普遍的,就相当于现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一样,是一切学问最基础的知识,也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知识。中国文化的发展,不论是哲学、史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,以至医学、科学与艺术,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可以说,在中国古代,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么样,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,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。

        中国古代的经学,是非常普遍的,就相当于现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一样,是一切学问最基础的知识,也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知识。中国文化的发展,不论是哲学、史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,以至医学、科学与艺术,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可以说,在中国古代,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么样,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,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。

    中国古代的经学,是非常普遍的,就相当于现在中小学的语文课一样,是一切学问最基础的知识,也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知识。中国文化的发展,不论是哲学、史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,以至医学、科学与艺术,都与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可以说,在中国古代,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么样,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,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。孔子说: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。可见,一个人的一言一行,都不能脱离“经”的指导。所以经学对华夏民族的影响非常深远,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,这一系列的核心概念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魂。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,离开了魂魄就是行尸走肉。所以,我们要传承中华文化,关键是要抓住魂,并要一代代传承下去。 
    子曰: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。疏通知远,《书》教也。广博易良,《乐》教也。絜静精微,《易》教也。恭俭庄敬,《礼》教也。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,《书》之失诬,《乐》之失奢,《易》之失贼,《礼》之失烦,《春秋》之失乱,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而不愚,则深于《诗》者也。疏通知远而不诬,则深于《书》者也。广博易良而不奢,则深于《乐》者也。絜静精微而不贼,则深于《易》者也。恭俭庄敬而不烦,则深于《礼》者也。属辞比事而不乱,则深于《春秋》者也。 
    这是
    孔子论六经的教育作用。到一个地方,看到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为的各种表现,就可以知道他们受了哪一部经典的教育影响。但这种教育作用,也有缺点,如果人们能避免这种缺点,那才是真正接受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。一部《诗经》,是六经中的文学书。“诗教”就是文学教育。这个地方的人民性格温柔敦厚,就可知他们受到良好的诗教。但温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:愚。因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,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,这就是愚笨了。既温柔敦厚而又并不愚笨,这就可知他们是深于诗教了。 

        六经中记录了很多经典,而且这些经典都是我们后人可以学习的典范。六经从汉武帝后开始上升到国家施政布政的依据。修身治国平天下就是根据六经的思想延伸出来的。经学不光为最高统治者服务,还有办法限制统治者的最高权力。朝代为什么会更替,有一个理论学说,这种学说就来源于六经。六经中的每一经都有大一统思想,是我们华夏民族没有分裂的根本原因。 

        所以,我们说经学是文以载道的典范,是施政布政的依归,是塑造霸主能臣治政品质的法宝,是正人心、限君权的实用工具,是朝代更替的终极依据,是大一统思想形成的营养基石。